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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竹:诺亚方舟 Cauboy  
 

约翰·西蒙兹的生命历程

作者:263生活

“性倒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违背上帝、自然和国家的罪行”这种看法的产生有以下原因:1)经书的神学概念;

  2)对人口下降的恐惧;

  3)多数人对于少数人不同品味的反感;

  4)错误地认为这种欲望是一种人为的选择,或者是出于无止境的淫欲。”

  以上这段文字,简洁清楚地道出了恐惧情绪产生的根源,相信大多数者会对此表示苟同,但在同性恋承受着罪恶与病态的强轭的一百多年以前,这番表述犹如重压之下的反抗之声,石破惊天。勇敢地发出这个反抗之声的,就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学者约翰·爱丁顿·西蒙兹。西蒙兹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同性恋合理性的学者。除此之外,他还在自传《回忆录》中,忠实地记录了一生中的同性恋经历,成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同性恋自传。

  约翰·西蒙兹(1840-1893)出生于英格兰格鲁塞斯特郡的布利斯托尔,父亲是当时最著名的医生之一,母亲在十年婚姻中总共生育了七名子女,最后死于衰竭。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西蒙兹一直要求自己“生活纯洁,行为正派,尊重荣誉,以责任为重,不要沉湎于世俗与自私,要以同情、温存和公平来对待同人,对待反叛的恶魔不能手下留情,而在追求正义中则要忍辱负重”。

  西蒙兹在年少时就感到自己与其他男孩有所不同。他生性敏感细腻,对户外活动不感兴趣,但沉湎于文学书籍中寻找慰藉。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激起了他对美少年的无限遐想,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有关赫尔墨斯的描写更令他心弛神往,“象一个年轻王子的初吻,青春真是无限美好’……赫尔默斯的青春与美丽打开了我灵魂深处的喷泉”,他后来这样回忆道。他还经常幻想自己“被一群裸男压倒在地”,或者被父亲的一些随从们拖进被窝。九岁时,他甚至梦见自己与一群裸体的水手交欢。在步入少年之前,他就朦胧地意识到,自己所向往的就是青春的男性。1854年,十三岁的西蒙兹进入了著名的哈罗公学就读。当时学生中盛行的同性恋行为与他清教徒式的道德观格格不入,令他感到触目惊心。

  他在以后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每个漂亮男孩都有个女人的名字,他们不是以姿色争胜,就是成为哪个大家伙的“娘们”。“娘们”就是指那些委身于他人的男孩。寝室和读书室里的谈吐充满了猥亵,手淫、相互手淫、床内的裸体游戏等随处可见。看不到一点教养,一丝真情,一切只是肉欲的发泄,让我感到恶心和讨厌。”

  当时担任校长的查尔斯·沃汉博士治学有方,哈罗公学在他的治理下声名大震,规模也有大有扩展,使他深得学生和家长们爱戴,但这位笃信基督教的已婚学者对男生别有钟情。当他爱上了其中一位男生时,这位男生向西蒙兹展示了校长写给他的情书。西蒙兹大感愤怒,将此事告知了父亲。在西蒙兹父亲的威胁下,沃汉博士被迫辞职,随之而来的调查使学生们人人自危。大家对西蒙兹的这一举动大为不满,纷纷与他断交。然而,西蒙兹的内心并不感到安宁,因为他已经明确地感觉到,虽然道德令他自律,但类似于沃汉博士的情感“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身心”。

  在哈罗就读的最后一年,柏拉图的《会饮篇》等著作强烈地撩动着西蒙兹内心的同性恋欲望。他在苦心钻研希腊文化的同时,开始正视自己的这份情感。

  “哈罗的一切被不再纳入我的视野。我已经脚踏实地,从小就在我心中萌生的那种爱情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些诗篇与哲学完美地吻合着我对男性美的憧憬“我现在意识到,绝迹的古希腊人是如何严肃地正视这种爱,赋之以道德魅力,使之得到了升华”在我生命中,我第一次感到本性中的失调之处可以取得应有的和谐。”

  在校的最后一年,他爱上了小他三岁的合唱团成员威利·戴厄。“我握着威利的纤纤细手,凝望着他长睫毛下棕色的大眼睛”,他这样回忆道。当他俩初吻时,“天哪!这些香吻令我的灵魂之城天翻地覆“我血液沸腾,心跳凶猛,全身发胀”。然而,深深的负罪感使他试图竭力挣脱紧张的肉欲之欢,父亲也告诫他不要重蹈沃汉博士的覆辙。权衡之下,西蒙兹斩断了这份恋情。“虽然有结合的可能,但当今社会并不为这种情谊提供任何纽带。我的初恋就这样付之东水”。尽管如此,西蒙兹一直将初遇威利的那一天视为自己的新生日。

  1858年秋天,西蒙兹进入牛津的巴利奥学院就读,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名叫阿尔弗莱德·布鲁克的合唱团成员。布鲁克的明亮双眸和健硕身材令西蒙兹遐想连篇,但他只是把自己的一片情思诉诸于诗歌,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强压激情,与他无吻而别”整夜间,我无法入眠,热吻着他坐过的床,眼泪洒落在床罩上“星光下,我辗转反侧”我内心欲火中烧,饥渴的灵魂受着相思的煎熬。我渴望他,就象牡鹿追赶着溪流。”

  1862年,西蒙兹以优异的文科成绩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马格戴伦学院就读,但对布鲁克的相思使他陷入了严重的精神衰弱。医生建议他找个情妇,或者干脆结婚。1863年,西蒙兹启程去瑞士旅行,试图借此取得平静,“我满怀信心,希望通过与一位女子同床来唤醒那种异常而强烈的激情”。他首先试图与一位名叫罗莎·恩格尔的瑞士女子交好,但内心的情感体验总是不及对布鲁克的相思之强烈,而青春男性永远是他挥之不去的情爱幻想。

  “我以为通过诚实的努力,能够将流往阿尔弗莱德·布鲁克的那股激情慢慢转移到女性身上,因为这才算正常。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只有在触摸男性的天才时,才能唤起我的诗意和表达的力量。”

  在情感折磨的无望中,西蒙兹开始竭力告诉自己,与其说婚姻是一种情爱的纽带,不如称之为一种习惯性的社会制度。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加上他父亲的强烈催促,他终于与一位名叫凯瑟琳·诺斯的英国女子结了婚。

  “女性的身体并不具备任何魔力,令我大失所望”,这是西蒙兹后来对于新婚之夜的回忆。虽然他对婚姻毫无热情,但还是在四年之内让凯瑟琳生育了四名女儿。过度频繁的生育使凯瑟琳对床第之欢畏而远之,西蒙兹则借机中止了与妻子的任何性接触。虽然他们将婚姻维持到生命的终点,而凯瑟琳也一直钟情西蒙兹,但西蒙兹一直陷于自我谴责中,因为他感到自己在自欺欺人中将一个无辜的女人当作了试验品。在新婚的头三年内,西蒙兹断绝了与任何男性恋人的来往,只在诗歌创作中寻求“精神自慰”,并在发表前把作品中男性称谓该成女性。每天清早在海德公园漫步时,他看着那些在池水中嬉戏的裸体男子,凝望着男性的裸体塑像,浮想万千。婚姻丝毫没有改善西蒙兹的健康,自律使他的心情更为郁闷,而在此时,他结识了克利夫顿学院的一位名为诺曼·莫尔的十七岁男生。

  “在他朗诵时,我慢慢地靠向他的肩膀,他的耳垂碰触着我的前额,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嗓音在肺里的震荡,看到他唇边一掠而过的微笑“爱情啊,你为何又把我带到了这片荒地?”

  “我跟他度过了两小时的午夜时光”我俩躺在同一张被窝下,碰撞的嘴唇迸出了甜言蜜语“我脱光了他的衣服,用两眼、双手和嘴唇享用着面前的美妙一切。我的双唇怎能忘掉触到他双乳时的热情?他的两侧如丝绸一般柔软,腹部象雪一样洁白“在他美丽羞涩的激情之窝,透露出一片芬芳”

  诺曼当时恋爱着另一位年龄相仿的少年,虽然他一直和西蒙兹友好,但却无法在感情上做出任何回报。

  1877年,严重的肺出血迫使西蒙兹再次前往瑞士疗养。三年后,他正式在那里开始了永久性居留,试图以此恢复健康。疾病成为他与妻子分居的绝好借口,他将家人安顿在瑞士的达沃斯,而自己经常前往意大利的威尼斯寻找解脱。在达沃斯,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波尔的年轻农民,给了他大量经济资助,还为他支付了婚事的开支。虽然克里斯蒂安深知西蒙兹对他的钟爱,但两人的肌肤之亲却没有带来任何性爱高潮。

  “我俩经常躺在一张床上。我爱慕的目光一点都不令他感到害羞,我凝望着他美丽的身躯,就象崇拜神一样。但我们此时此刻的言行举止,纯洁得容不下半点污秽与杂念“虽然没有性爱,但与他共处,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我沉浸在爱的幸福中,灵魂得到了超脱,肉欲的烦忧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西蒙兹一直渴望能够体验到如古希腊时代一般的充实而深远的同性爱情。尽管他与一些男子建立了深刻的友谊,但他明确地感觉到,这种一厢情愿所附带的交易性质只是体现了同性爱情的无望。

  “写下这一切时,我常常禁不住停笔,思考着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希望得到爱情,希望过上充实的生活,是多么地困难”我们之间的某种肌肤相亲,只是出于不同的背景和条件,来满足各自的所需而已。

  付出的爱情得不到同样的回报;“即便我能使对方激起爱的兴奋,这种兴奋所牵涉到的诸多事宜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在威尼斯,西蒙兹爱上了温良谦和的船夫安吉罗·弗萨托。英俊的弗萨托对于其他男性的示爱并不陌生,但他惊异于西蒙兹的内敛与镇定,两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弗萨托当时已经与一名女子生育了两个子女,但一直无钱筹办婚事。西蒙兹雇用他当随从,使弗萨托一家衣食有靠。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弗萨托成为是西蒙兹的贴心知己,侍奉他走完了生命的旅程。

  在海外定居期间,西蒙兹完成了长达七卷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成为当时文艺复兴研究的重要文献,也使西蒙兹一跃成为当时欧洲著名的文化学者,并担任和牛津大学的文学教授。他在全欧作巡回演讲的同时,写下了有关雪莱、本·乔森、米开朗基罗和瓦尔特·惠特曼的研究文章,探讨这些诗人在作品中对于男性美的赞美与向往。他翻译的米开朗基罗的诗歌使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同性恋情公诸于世。

  当时英国社会仍然承袭着维多利亚时期的窒息气氛,但古希腊文化却受到人们的膜礼顶拜。西蒙兹希望通过揭示同性恋在古希腊的和谐处境,来阐明宽容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他结合自己在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深厚背景,于1871年撰写了《希腊伦理的一个问题》,并于十二年后由自己出资,印刷了十本发行,此书成为英语世界里第一本为同性恋辩护的书籍。

  “关注这个议题的医学与法律专家并没有注意到,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么一个伟大而发达的人种,他们不仅宽容同性恋情,而且赋之以精神价值,使之为社会造福”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古希腊的情网中人并不热衷于肉欲的追求,而是试图将精神融入肉体的力量中。”

  西蒙兹在书中指出,与现今世界同性恋者的阴柔之气相比,古希腊人对阳刚之美的崇尚是健康向上的情绪,由此产生的同性恋情非但不是一种腐朽与堕落,反而是生命力的表现。“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同性恋与罪恶根本不沾边。他们从不将它视为肮脏或者可憎之事。在内心感受到这中情感时,他们对此加以调节,而不是力求斩草除根。”他还认为,柏拉图首先提出的精神恋爱并不是脱离肉欲的高尚情感,而且移情别恋或者性爱能力衰退后,只能靠寻求性欲之外的内容来维持关系。

  1873年,西蒙兹在《古希腊诗人研究》一书中指出,古希腊的道德观具有高尚的美学价值,而且不受神权的垄断,“一切肉欲的冲动就象当时的智慧和道德一样,丝毫不沾染罪恶与伤害”,而当今的社会道德则“受到基督教的摆布,将肉体与精神分离“使人们对于人体之美感到惊恐,将肉欲之欢视为罪恶,拒绝承认性爱的必要作用,却将禁欲和独处奉为至上”。这番见解被视为离经叛道,西蒙兹因此丢掉了牛津大学的教职。

  当时一些前卫的医学专家主张同性恋与罪行分离,将它归类为疾病的一种,但西蒙兹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对待同性恋的正确态度并不在于寻找这种情感的“病源”,而是应该从道德建构的角度出发,因为他坚信同性恋欲望“是一种自然与正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健康表达,可惜被当今社会看来,却属于病态和憎恶”。

  西蒙兹遍读了当时欧洲有关同性恋研究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奥地利精神病专家克拉夫特埃宾的《性心理学》。德国律师乌尔利克斯的有关同性恋的自然性和正常性的论述令他印象至深。1891年,他拜访了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乌尔利克斯。同一年,西蒙兹完成了《现代伦理的一个问题》,阐述了当时有关同性恋的各种理论,力求指出某些研究中的错误之处,并阐明自己对于同性恋正常性的看法。

  “有一种情感”它贯穿着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但是没有人敢于提及它,或者即使提起,也总是以谴责为开场。”

  “人们必须承认,某种激情曾在古希腊被被发扬光大,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当今欧洲,同一种激情只能在阴影下流动,成为苦难与耻辱的根源。这种激情并没有经历任何改变,改变的只是道德和法律对它的态度。”

  《现代伦理的一个问题》就基督教对同性恋的压制做出了严厉的质问,“(为什么)基督教国家在这个议题上,引进了一种新式而严格的道德观,并通过重重法规将自己的伦理观念强加于人”。他认为,基督教在制定有关同性恋的禁忌时,根本没有就这类行为进行过仔细分类,“也没有做过人类学调查或者心理学分析”,因此基于宗教原因反对同性恋,是一种不理智的做法。

  西蒙兹在书中指出,当前的同性恋研究存在着两个严重错误。错误之一在于,许多人认为同性恋者原本是留恋异性的,但出于堕落或者厌烦与异性的性爱,因此转向同性寻找刺激。西蒙兹认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不仅与生俱来,而且是无法改变的,而且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医学的证明。既然同性恋是天生的,那么与所谓的堕落就毫不相干。

  对同性恋认识的错误之二在于,一些人士只热衷于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寻找同性恋者,误以为他们的作风就是广大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西蒙兹指出,这些研究者或者缺乏耐心,或者在调查之前就已经给同性恋者盖棺论定,因此他们的研究错误和漏洞百出。

  在撰写《现代伦理的一个问题》的同时,西蒙兹决心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的看法。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将自己一生的同性恋经历和盘托出。

  “作为一名熟谙文理的人,我懂得如何进行书面表达,如何以批评家的态度不偏不倚地看待任何证据,因此我有责任写出自己的这种偏离倾向的真相和所走过的路。很多象我这样遭受折磨的无辜之人,他们承受着罪与罚的愧疚,在诡秘和无常的爱情中心力交瘁,无法享受相爱的甜蜜,只能强压内心无法控制的情感。我要让他们感到,他们在世上并不孤单,他们也能够以精力和毅力有所作为,有可能受到另一位承受着同样巨大压力的人的真心追求。”

  西蒙兹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向医学界、法律界和政界游说,要求取消惩罚同性恋的《拉布谢尔修正案》(该条例后来将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判处了两年苦役)。他在《新精神》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有关惠特曼的研究文章后,很快与作者霭理士取得了联系。“我深信,这个议题将在不久之后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也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先驱者能够为人类做出一番杰出贡献。”霭理士非常同意西蒙兹的这番看法,两人计划合著一本有关同性恋的专著。然而,当两人同各自开始撰写商定好的章节时,西蒙兹不幸在罗马去世。

  1896年,《性倒错》在德国出版。此书收录了西蒙兹的《希腊伦理的一个问题》和《乌尔利克斯的观点》,并注明为霭理士和西蒙兹合著。此书次年在英国出版时,西蒙兹生前的文学经纪人搜买了市场上的所有印本,并说服霭理士在该书再版时,删掉了《希腊伦理的一个问题》,隐去了西蒙兹的名字。

  为了使家人免遭任何麻烦,西蒙兹在临死前特意叮嘱,他的《回忆录》只有在社会条件成熟到“使家人不再会受到伤害”时,才能被准予出版。在他去世后,他的文学经纪人将《回忆录》送交给伦敦图书馆,并注明五十年后才能公布于众。1954年,图书馆开始允许学者们参考这些手稿。1984年,在西蒙兹去世九十多年后,《回忆录》才被正式付印出版。


 
【 网友 逸然飞 转载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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